从改革开放到“南巡”，是什么影响了事关国运的关键决策？

回看历史：从改革开放到“南巡”，是什么影响了事关国运的关键决策？

文  龙马

1992年1月，邓小平从北京出发“南巡”。在南方多个省市，邓连续发表重磅言论，“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”，“发展才是硬道理，不要争论姓社姓资”，甚至表态“谁不改革谁下台”。

（高尚全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）

也有文字柔和一点，但意思一样的报道：

这样的态度让国家上下为之震动，左倾沉闷情绪一扫而空。

一般人会对邓的魄力和决断留下深刻印象。但为何在春节前后期间邓小平即忽然动身南巡，乃至1992年新年期间就实际在组织早期筹备了呢？

除了国内的“左”“右”对峙外，世界上的重大事件也算是重大的导火索。

1991年12月，已经半独立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俄罗斯、乌克兰、白俄罗斯正式宣布退出苏联。12月25日，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。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缓缓降下，俄罗斯国旗取而代之。12月26日，苏联最高苏维埃正式宣布，终结苏联。

世界的时代转变了。邓的南巡实际上就是对严峻外部变化和内部经济形势的回应。如南巡中邓经常点到的，苏联的问题主要于经济发展停滞。“不能再等了”，不快速发展经济就是死路一条。

负责当地接待、时任的广东和广州的地方官陈开枝事后总结，南巡一锤定音，决定了中国此后的走势。“没有南巡讲话，十四大还能怎么开？”（在十四大上，提出了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）

将前后内外的情势综合审视，才能更清晰地理解重大事件的逻辑。

类似还有很多例子。比如，两次鸦片战争对清朝的冲击，使日本德川幕府面对西方国家进退失据，进而引发倒幕、维新运动。（大雪功山寺，侠胆转乾坤）

又比如日俄战争中，日本的成功表现使沙俄统治的异民族地区反抗意识增强，还推动了清廷的“预备立宪”。

中国人从课本上获取的历史知识、观点，往往暗含着一种“进步论”，“决定论”，即历史发展有不断进步的“规律”，不会改变。但至少就世界上的局部地区而言，并不一定有确定步伐。“进步”可能早一点，也可能晚几十年上百年，还可能无谓地付出代价。所谓“时代的一粒灰，落在个人头上，就是一座山”。或者说，有的事情，一耽误就是一两代人，影响无数人的命运。（影响二千万人命运的一句闲话）

因此，历史转折关头，审时度势的明智决策至关重要。

类似“九二南巡”那样重磅的事，年长的中国人肯定还有个耳熟能详的回忆，就是“十一届三中全会”。

但是，很多人可能忽略了，在三中全会前，还有一件重要性不亚于这次大会的大事，那就是中美完成了建交谈判。1978年下半年，紧锣密鼓的多轮中美谈判进入了收尾的关键阶段，北京要人们在筹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同时，非常重视这场谈判，不但密切关注其进程，更直接进行指导。

谈判的一大核心问题是台海问题，这也是美国最关切的焦点。最终，北京做出了回应。于是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时间线：中美在12月13日达成了共识，约定几天后双方发布联合声明。12月15日，中央工作会议散会。12月16日，中美发布联合公报。12月18日，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。

可以用前面广州老领导陈开枝的话来打比方，就是有没有中美建交，很大程度上关系到“十一届三中全会”的议程。

随后如各方预期那样，1979年1月1日，北京发布“告台湾同胞书”，宣布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、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，并寻求通商通航通邮，开放探亲等等。同日，中美正式建交。1979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“元年”。

由以上可见，“改革开放”的基础其实和中美大幅改善双边关系紧密交织在一起。在那个年代，苏联对周边国家动辄“根据当地党和人民的呼声，采取断然措施”，对“社会王义大家庭”内的成员“实行家法”，“不换思想就换人”。中国始终没有放下备战的神经，此前很多工厂都修在了山沟里。中美联合声明专门加入的“反霸权主义”内容，以及此后的中美合作防苏、中国与苏联支持的越南的冲突等等，都将中国拉入了美国的合作范围内。事实上为中国转向全面的经济建设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外部和平环境。

所以，如果没有中美建交，以及随之而来的台海和平、那么中国可能面对的是相当不同的外部条件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。“十一届三中全会”就未必成为了中国历史的转折点。

所以，我们也就明白了，为何了解这段历史的人，会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压舱石。

（1979年1~2月邓小平访美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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